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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卢裕清


  过了好多日子,居委会才来人通知复查的日子。二弟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他回天津的事情就快有眉目了;紧张的是他对自己弄虚作假的本领缺少一点儿自信。

  复查的日子到了,二弟早早地就做好了出发的准备,妈妈也到大院那邻居家拿来了一小瓶那男孩的尿液,二弟把那瓶尿液装在裤子口袋里,早已准备好的白药片他在出发前就先吃了两片,余下的也都装到了口袋里。

  二弟骑上我的自行车走了,我和爸爸妈妈在家里不安的等待着。时近中午,二弟回来了。一进门什么也不说就倒在了床上,他的脸色有些惨白,像是刚刚生过一场病。妈妈赶紧走近前问他:“你怎么了?病了?哪儿不好受?”

  二弟摆摆手,什么也没说,满脸痛苦的表情。妈妈又问他:“吃饭吗?饭都做好了。”

  二弟还是摆摆手,紧皱着眉头低声说了一句:“妈,我难受极了,歇会儿再吃行吗?”

  母亲还要说什么,父亲摆了摆手,制止了母亲。然后说了一句:“先不管他,咱先吃饭。”

  我们吃完饭,二弟还在床上躺着,一动不动。我以为他睡着了,探头看了看,他转过头来看看我,脸上依旧挂满了痛苦。我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悄悄地说了一句:“你先好好歇着吧,什么时候好受了再说。”

  二弟低声的“嗯”了一声就又不做声了。见此情景,母亲只好收拾了餐桌,不再等他了。

  我们全家默默地守候在二弟的房间,细心的母亲让我给给二弟端来一杯水,小声的对二弟说:“喝口水吧,喝点水会好受点。”二弟坐起来,接过水杯,一饮而尽。然后就又一言不发的躺下了。

  又过了许久,二弟才慢慢地坐了起来,又喝过我递给他的一杯水后,才小声说:“你们不知道,我刚才多难受。心里发慌,头发晕。”

  “现在好点儿了吗?”我问。

  “现在好多了。”

  “那你现在想吃点东西了吗?”妈妈在一旁问道。

  “行了,想吃一点儿了。”

  “那我给你拿去。”妈妈高兴了,说完就站起来向外走去。

  “我一边吃一边跟你们说啊。”二弟吃着饭对我们说,“早晨我一到医院,就又吃了几片药片。我就是干吃的,没水。见到大夫以后,他先给我开了张化验单让我去验尿。化验室给了我一个小药瓶让我接尿用。我去厕所时,街道里有个干部一直跟着我去。那医院就一个公共厕所。我刚进去时,厕所里没人,就有一个穿着白大褂、带着白口罩的人在那里做卫生。我刚要解裤子,那个人说话了:‘哎哎哎,你没看见我是个女的,进门就要解裤子。去,去别处解手去。’闹半天那是个女的。没办法,那个街里的干部就带着我出了医院,我们俩就在马路上找厕所。我老远就看见马路边有一个公共厕所,就快走了几步,抢先进了厕所。我手里握着那个装着尿的瓶子,早就用一只手把瓶盖拧开了。一进厕所,我一只手假装解裤子,另一只手拿出那瓶尿就倒进了医院给我的那个药瓶里了,顺手就把那个空瓶子丟进了小便池里。等街里那个干部进来,我已经解开裤子在撒尿呢,他一点儿也没看到我捣鬼儿。”

  我和父母双亲坐在那里听着二弟得意的说着,看来他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我问二弟:“刚才你到底是哪儿难受?”

  二弟说:“你别急呀,听我慢慢说。我把尿送到化验室以后,就等着大夫给我检查血压了。我怕血压不够高,就又吃了几片药片。哪有谁呀,就是干吃。等给我检查血压的时候,我的心里就难受了,头特晕,心里直噗通,跳得特快,估计是这药起作用了。”

  “这药的说明书上说每天的最大量是两片,你这一上午就吃了八片。身体这么能受得了,不难受才怪呢。”我插嘴说。

  “不行啊,吃少了我不放心,怕不起作用呀。”二弟真是个老实人,那是药啊,怎么可以这么吃呢,还要不要命啊。

  “大夫最后说嘛了?你这些手续行不行?”父亲关切的问。

  “大夫只说让我回家听信,行不行他没说,也没告诉我得等多少日子。街里那个干部说有信会通知我的。”二弟回答。

  全家人都没有再说话,默默地看着二弟吃完饭。二弟也没有再说什么,低着头把饭吃完,又把桌子收拾干净。

  从这一天开始,全家人就天天盼着街道来人,希望有好消息从天而降。一天晚上,我从母亲的房间门前经过,听到里面传出低低的、似乎很神秘的声音,我悄悄的推开一个门缝偷偷的向里看,屋里没开灯,房间里一片漆黑,过了好一会儿我的眼睛才逐渐的适应了室内的黑暗。

  我向发出声音的方向看去,那是床的方向,只见床上只有母亲一个人,并无父亲的身影。我睁大了眼睛仔细地看,原来母亲正跪在床上,双手合十,口中低低的声音像是在祈祷。她说的什么,我听不清,我猜想,她一定是在为二弟祈祷,祈祷他早日回到她的身边。

  我默默地关上门,离开了母亲的房间。

  时间真快,一晃,我在天津又住了将近三个月了。正在我们焦急等待二弟的事情的结果时,一天,大个子卢裕清忽然来到我家。咦,他不是早就回去了吗?怎么回事……

  大卢开门见山的问我,你在家干什么了?人家都在忙着办‘病退’,你倒稳当,住在家里不回去了。我告诉他,我在帮助弟弟办理病退手续。

  卢裕清问我:“你弟弟现在办得怎么样了?”

  “现在在家听信呢。”我回答。

  “也就是说,你现在在家呆着没嘛事,是吧?那你就不如回去办你自个儿的事了,反正现在这儿也没你的事了。你自己考虑一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然后他对我讲了现在同学们都在办‘病退’的情况,与二弟讲的大同小异,只不过我们那里不像二弟那里是兵团,一切手续都比较严格,只要从医院开出诊断证明知青办的人基本上都会给你出病退手续的,所面临的同样是天津的复查问题。他现在已经办好了乌兰浩特的手续,只等着在天津复查了。听着跟二弟的情况差不多,只是二弟已经复查完而他还没有复查。

  他还对我说:“刚过完年时,去医院开个证明给他买盒烟就行,现在办的人多了,医院大夫的胃口也大了,买盒烟不行了。还有知青办的人也一样,刚开始不花钱也行,现在他们有买半导体的,有买布料的,买嘛的都有,光买几盒烟几瓶酒是不行了。”

  听他说的这么复杂,我真有些胆怯了。想想大卢专程跑来就为了让我赶紧回去办病退,我若为难,岂不冷落了他的好意。大卢鼓励我说:“大伙儿都办了,你还想嘛?你也别为难,车到山前必有路,你就多带点钱,有嘛情况问大伙儿,咱那儿这么多人呢。实在不行你就找刘银水,他帮着办了还几个人了。重要的是你先得回去。”听他这么说,我也下了决心,准备回去办病退。我原打算参加今年的大学招生,看来现在得改变一下了,我还是先办一下病退试试,失败了再参加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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