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一天早上，忽然传来一个消息，说是家乡的知青慰问团来了。兴奋的我们不知用什么来招待慰问团的亲人们。我急忙赶回了食堂。慰问团的人们已经到了。我们马上召集了留在村里的同学们商量做什么饭招待慰问团的亲人。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还是包饺子最好。好在现在食堂里还有现成的肉。所有在村里干活的同学们决定今天都不出工了，全都加入到包饺子的行列。
这一天，我们的集体户里空前的热闹。所有在村里的知青都聚集在食堂里，大家准备拿出最好的食物招待我们家乡的亲人们，以答谢家乡对我们这些游子的关心。在村子附近接羔站里干活的几位同学不知怎么得到的消息，也赶了回来。我抓紧时间在食堂屋里和好了面，拿到我们宿舍的大炕上。那两个女生紧张的剁了许多肉，然后又匆匆忙忙的剁了一些菜。没有其他的菜，只有圆白菜。没有我们在家里用的细盐，只能用这里的粗盐化成盐水加到肉馅里，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作料了。
我们在屋里的大炕上放了两块大案板，大家一起动手。连慰问团的叔叔阿姨们也都加入到了包饺子的行列。一切准备就绪，大家一边聊天一边包饺子，热火朝天的干了起来。四个女生站在炕前擀皮，我与大家坐在炕里边包。没有盖帘，就用报纸铺在对面那铺炕上。人多手快，很快，饺子包完了。看看墙上挂着的大挂钟，时间已接近中午。王红一声令下：“煮！”烧火的工作自然还是由我来干。终于可以歇会儿了。刷干净锅，放好了水。我坐在灶前，点燃了灶膛里的火。再掏出烟卷，点上一支烟。锅里的水开了，慰问团的一个阿姨来向锅里下饺子。我继续坐在灶前烧火。一锅饺子下完了，锅里的水还在继续开着锅。慰问团的那位阿姨奇怪的大喊：“啊！你这火是怎么烧的？一锅饺子下完了，锅里的水居然没落开。太棒了！”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家乡的慰问团走了。一切又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在经过了严响的那次事情以后，我下了决心：离开食堂，不在这里干了。无论干什么，我也绝不再在村里干活了。
第二天，我便并郑重的向同学们宣布不在食堂做了。我不知大家的挽留是出于真心还是仅仅是客套，总之，除了严响以外的所有人都对我进行了挽留。还有那两位女生的挽留，我知道，她们一定是真心的。但是我不想再听了。直到最后，我才勉强答应同学们继续干到找出新的人选的时候。此时，同学们转而开始埋怨起那个挑起事端的人了。我也开始按照我的计划运作上包的事。
上包的事没有结果，我暂时先在食堂里继续做。自从那天起，严响再也没有制造什么事端，一切都风平浪静了。但我没有忘记敦促大家进行新一届炊事员的选举。终于，新的人选出炉了，是李大胖和我们知青中的美女杨淑两个人。我们的尚大哥以及李于坤、柳青、于树、小宋等人去了包上，还有一些同学去了接羔站，这其中还有许多女同学。食堂吃饭的人少了，两个人已经足够了。
我理直气壮地找到队长为我安排了新的工作。我在村里干的第一个工作是抹房子。起土、和泥，往泥里添加柴火和咸盐。柴火和咸盐是房子的主人自己准备。地面上的活我都干过了，就是没有让我上房去抹屋顶。他们说这是技术活，怕我们知识青年干不好。干这种活倒是不算累，就是太脏了。整天跟泥水打交道，弄得浑身上下到处都是泥。不仅仅是我，干这活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可是任何事情都有例外，闫长福就是一个特例。他一直在干抹房子的活，但他总能保持让自己干干净净的，干这种活，他可以穿白塑料底的便鞋，还总是让它们不沾上一点儿泥点儿。似乎这样可以得到女生的欢心。真不知他的活儿是怎么干的。
说起闫长福，他可是我同班的同学。在班上，我们虽不算十分要好的那种知心的朋友，但也比单纯的同学关系近一些。我们两家住的比较近。特殊时期时，大家都不上课了，只是时不时的去学校看看有什么事情没有。我家离学校很近，以前学校上课的铃声在我家就可以听到。他家离我家不远，他经常来我家找我，然后一起去学校。特殊时期已经到了后期了，社会上在搞复课闹革命，学校开始逐步的恢复上课。其实上课时来的人并不多，有一次甚至只有三个人。
那是一次英语课，老师早早的来到教室里等他的学生们来上课。老师姓吴，是一位大约四十多岁年纪的矮个子的南方人。他等来等去只等来我们两个——还有一个也是来学校看看的同学，见到我们两个来上英语课也一起来凑凑热闹。老师很无奈的看看我们说：咱们上课吧。随后，老师在黑板上写了“LongliveChairmanMao”，然后教我们念。说实在的，这句英语我已经十分熟悉了，可是闫长福和那一个同学会不会我就不知道了。我估计他俩应该没学过。我带头随着老师念。因为我们几个就站在老师身边，没有坐到座位上，所以老师也没法让我们写，况且，我们也都没带本和笔，我们也没有课本。念了几遍以后，老师又在黑板上写了一些英语句子，让我们随着他念。大概闫长福念的有点烦了，就对老师说，就上到这吧，下课吧。老师无奈的看看我们，见我们俩也没提出异议，只好无奈的点点头同意了。
特殊时期前，我们是男女分班的。复课闹革命开始了，我们学校改成了男女合班。这时，来上课的人渐渐多了起来。闫长福更是天天去。因为他每次都要找我一起去，所以我也成了遵守纪律的“好”学生。我们当年的班主任是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姓徐，教数学。复课闹革命开始了，他也开始恢复给我们上课。特殊时期前，我们的数学课只学过代数，恢复上课以后，他开始给我们讲几何。我的数学成绩过去就比较好，特殊时期期间在家里我有时也自己学习一些数学知识。
记得有一次，那是徐老师第一次给我们讲几何。徐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条线，在线的两端分别标注上“A”和“B”，他告诉我们这叫线段“AB”。然后要求我们在黑板上画一条与它相等的线段，问谁能画。对于这种问题，我心里完全有把握作答，但我感觉这题目太简单，答这样的问题丝毫显示不出我的能力，就没有举手。我以为一定会有人作答的，但我想错了，全班男男女女二三十号人居然没有一个人举手作答。徐老师知道我的能力，就用眼睛朝我看。我故意转过脸向后边。（哦，我的座位很靠前。）教室里鸦雀无声，几乎所有的男生都在偷偷的向着那些陌生的女生们看，女生们在干什么我就不得而知了。那一次，搞得徐老师十分尴尬，如此简单的题，居然没有人会答。下乡后每每想起此事，感觉很对不起徐老师，当时我真应该站上讲台，勇敢的回答这道题，至少可以不致使徐老师这样下不来台。可是我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徐老师，连向他道歉的机会也没有了。
“九大”召开的那一年，全国都在跳“忠字舞”，我们也没例外。新来的女生付琴是我们的“连长”（到处都仿照部队的建制）——相当于班长——每天都由她带领大家跳忠字舞。闫长福更是积极参加，一次也不落。每次都是他到我家里喊我，我也只好陪着他天天去学校。后来我才知道，闫长福已经暗恋上了那位女连长付琴。
上山下乡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学校的去向是内蒙古插队。第一批的是新巴尔虎旗，那里是农区。我在犹豫，去还是不去。闫长福千方百计的劝我不要去，说农区苦、农区穷等等。当时谁也不知道内蒙古是个什么样子，哪里稍微好一些，哪里更艰苦一些。好会好到哪里，不好又会坏到什么样子。禁不住他天天到我家去说，还千方百计的做我父母的工作，把我父母说的也拿不定主意了，我也只好决定不去那里了。
第一批去新巴尔虎的报名结束了。很快，第二批去科右前旗的报名开始了。这一次是分农区和牧区。我还在犹豫去还是不去、去农区还是去牧区。忽然有一天，闫长福来找我，千方百计的劝我去牧区。他又在背后做了我父母的工作，使我的父母也不知应该如何是好。我不知这里的原因，只是觉得去哪里都一样，谁也不知哪里更好、哪里更苦，听天由命吧。这样我就答应了他。
我的父母原本是不希望我下乡的，我从小学习就好，父母希望我能上高中、考大学。可残酷的事实是：我们这届的毕业生全部都要下乡。爸爸又希望我在近郊找一个地方，离家近，来去方便。可我的想法是随学校走，不脱离组织，将来政策有变化也许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待遇。至于会有什么好待遇，我也说不清楚。闫长福还是三天两头往我家跑，追问我退户口了吗？领棉被了吗？直到我办妥了所有的手续，他才放心的不再来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个女连长付琴也报名去牧区。
我和闫长福之间的渊源一直延续到来到沙仁台。在这里，我们的关系并不是非常近。我对他的了解让我对他很不以为然，他是那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却又总是自以为是的人。在我们一起抹房子的期间，我发现他还时常从供销社买一包红糖回来。当我问他时，他神秘的对我说：“我这是给付琴买的。她这几天来月经。知道吗，女的来月经喝红糖水最好了。”我不懂他说的这些女生的事。可我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是给付琴买的，就在暗中观察他，但从没发现他吃过红糖。给我的感觉那些红糖似乎真的都给了付琴了。付琴收下了？难道他所说的一切是真的？真难使人相信。
不管是真是假，他如此这样不止一次的买红糖，都是同样的理由，还同样的把这件事告诉我。但我从没有见到过付琴与他单独在一起。即使集体行动时，也不见付琴与他有什么单独的交往。
虽然我们的年纪不大，但少数男女同学有的在学校时就好上了。下乡以后，就公开彼此交往，虽然并不回避别人，但也没有同居的。只是他与付琴？我怀疑……
后来我明白了，他这是一种战术。他把与付琴好的声势造出来，其他的男生就不会考虑追求付琴了。那么，付琴在这个村的知青当中就只能选择他——闫长福了。其实这一切都是莫须有的。他在演戏，演给我看、演给其他男生女生看、演给大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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