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节 “东方红”

　　我把剩下的药送回了屋里。来回的路上都在看其他人在干什么？奥敦格日乐手拿一把“刷子”在往一只小羊身上涂抹盐水。那是一把什么样的刷子呀！一根木头棍子上绑了一块布，就算是刷子了。只见她一边往小羊羔身上刷盐水，嘴里还呜呜嗷嗷的叫，那声音很像在唱歌，又似乎是母亲在哄孩子。

　　我没有跟她搭讪。转过头来，见斯琴与其木格正在为一只难产的母羊接生。那只母羊侧身躺在地上，一只后腿向上翘着，小腿一蜷一蹬的似乎正在用力。它的屁股下边有两只小羊腿已经生出来，但身子就是生不出来。母羊痛苦的蹬着腿。斯琴和其木格正蹲在地上用手分别抚摸着母羊的头部和身体，希望以此来减轻那只母羊的痛苦。但似乎无济于事，小羊仍旧没有生出来。

　　只见斯琴左手抓住母羊那只挣扎的腿，右手抓住小羊的两条腿，慢慢的向外拽，只见小羊的身体、头部慢慢的露了出来，直到胎盘等等的东西全部脱离了母体。斯琴与其木格也长出了一口气。她们互相用蒙语说着什么，似乎也非常高兴。

　　斯琴转回头来，一眼看见了我。她随手拿起一根木棍挑起羊胎衣，对我大声说道：“喂！你看这是啥？”啊！原来她的汉话说的不错啊！

　　在这里，由于交通不方便，女人出门的机会很少，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就会很少，所以女人们的汉话都不是很好。斯琴能说的这么流利，在女人当中也算是佼佼者了。我被她这一问，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她。不过我觉得这似乎是斯琴对我的一种不怀好意的挑逗，毕竟胎衣与男性之间好像没有任何关系。

　　这时，正巧队里的白喇场长来这里检查接羔的情况。他没有进屋，拴上马就直接来到羊圈了。白场长是兽医出生，他不会不懂这些。我随口就问白喇场长：“白场长，这应该是羊胎吧？”

　　“是，这叫胎衣。”我没有吱声，抬眼看了看斯琴，什么也没说。

　　白场长名叫包白喇，汉话真没得说，像是一个地道的东北汉族人。村里人说，在我们村还是国营牧场的时候，他是这个牧场的场长，共产党员、国家干部。所以至今大家还称呼他场长。

　　他在做场长之前，是村里的兽医。据说他还会给女人接生，时间长了，他觉得一个大男人总鼓捣女人生孩子的事情不太好，就把这技术教给了他的母亲。现在他母亲成为村里接生的主力。虽然村里有一位女性“红医”负责接生，但是遇到不是顺产的情况，还是需要老太太出面才能解决。而假如出现难产，那就要白场长亲自出面解决。

　　以后国营牧场解散了，变成了大队，可直到现在，他还是国家干部，每月有固定的工资。大家也还是称呼他白场长。

　　离开了斯琴她们，我来到确照日面前。见确照日手拿一个盆，盆里是一些玉米粒。见我过来，就把手中的盆子交给了我，让我给那些老弱病残的羊每只羊喂一把玉米。羊圈里还有几只没有怀孕的羊，我怎么看它们也不像是老弱病残，确照日去喂它们，并且喂给它们的玉米还比较多。这是为什么？

　　确照日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走过来对我说：“这些羊都没怀孕，是我们套包大留下来准备这个春天我们吃的。怀孕的羊都太瘦了，不能杀，没法吃。”噢！原来如此！

　　“为什么不给所有的羊都多喂点呢？那岂不是更好。”我把我的疑问向确照日提了出来。

　　确照日告诉我：“每个包只给600斤苞米，都那么喂哪够啊！”

　　“那你在这说，不怕白场长听见？”毕竟白场长近在咫尺。

　　“怕啥，他心里明白，大家都这么干。再说，这苞米是畜牧局给的，也不是他花钱。”

　　我不停的在这些小羊圈之间走着，要让每只身体虚弱的羊都能吃到这很少的、但也许可以挽救它的生命的一点点粮食。

　　走着走着，我来到了老聂头的旁边。老聂头一直在给羊添草。他见我向他走去，就对我说：“这草不能一次添太多，添多了，羊就不好好吃了。把草都糟践了。你知道这羊草多贵吗？一斤6、7分钱呢！”

　　“啊！苞米多钱一斤啊？”我吃惊的问。

　　“这种苞米6分3一斤。可苞米是粮食，不能随便买卖，这你懂吗？”老聂头更有理。

　　草会比粮食贵，真是不可思议。“有人买吗？”

　　“看今年的气候恐怕没人买了。”老聂头接着向我解释道：“节气不好的年头，比如秋天雨水太多，草不好打；或者冬天雪多，羊吃羊草的时间就长了，吃的羊草也就多了，秋天羊草准备不足的话，就得买羊草。”

　　“到哪儿去买呢？”

　　“去下边农业社。他们那里秋后没事了，就打点羊草留着。冬天气候不好，到春天就可以卖。也算是副业吧！”这时候，那三个女的不约而同的都走了。

　　“她们仨女的干什么去了？”

　　“快到晌午了，她们得去做饭了。”

　　我抬头向天上看看，太阳已经升的很高了，是快到中午了。再向远处望去，见接羔站的东边山坡上有一群羊。我们的套包大正一手牵着马，另一只手拿着套马杆在山坡上慢慢的溜达着。羊儿在山坡上散成了一大片，每只羊都低着头认真的吃着草。

　　初春的太阳照在山坡上，这些羊儿就在这阳光下静静的吃着草。向山下看，草原上的草还没有变绿，到处都只见一片土黄色。土黄色的山、土黄色的草原。

　　白场长在这里转了一圈，骑上马走了。确照日喂完了那几只待宰的羊以后，放下手里的那个盆对我说：“我去把我的马抓来。”说完就走出了羊圈。

　　我喂完了那些老弱病残的羊之后，问老聂头还干什么？老聂头让我回去歇会儿。我漫步走出羊圈，见确照日把一只栓了一根长长的皮条的铁桶挎在了一匹淡红色的马的头上，那桶把马嘴堵了个严严实实。我问确照日这是干什么？确照日告诉我，他要给他的马也喂一点儿苞米。

　　“这是你的马吗？”我问。

　　“是啊。这是只小马，才5岁。”确照日告诉我。

　　“这小马挺精神的。”我有些奉承的说。

　　“还行吧。都喂完了？”他问。

　　“完了。”

　　“那就歇会儿去吧。”

　　我离开了确照日，向套包走去。

　　每个包都有三辆牛车，我们包有四头牛，是搬包时拉牛车的。现在它们正在悠闲地在草地上吃着草。

　　这三头牛都有各自的分工，拉头车的是一头白脊梁背的牛，确照日告诉我那是头小牛，说是小牛，只是它的岁数小，个子并不小，力量很大，据说拉头车需要有力量的牛，所以套包大选择了这头有力量的牛拉头车。

　　有一头折了一个犄角的牛是拉第二辆车的，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东方红”。至于它为什么叫“东方红”，我不得而知。

　　拉最后那辆车的是一头弯犄角的老牛，慢慢吞吞的，总是拉在最后边，所以就只能拉最后一辆车。

　　还有一头是乳牛，还带着一个小牛犊，是专门供应我们牛奶的。

　　晚上，我问确照日关于那头“东方红”的事情。提起这头“东方红”，确照日又打开了话匣子：说起这头“东方红”，那可是有些来历的。

　　那是去年的事情，那时，我们的包正在村子西北方的游牧地游牧，距离村子大约200多里地的边境附近。那时正是雨季。一天，边境上的解放军部队的一辆东方红牌履带式拖拉机在经过一条小河时，陷在了河里。钢铁的履带拖拉机不知有多少吨重，陷到河里就出不来了。他们找来汽车拽，汽车轮子在河岸的草地上打滑，而那辆拖拉机却是纹丝不动。

　　他们又找来一辆马车，套上五匹马，还是拉不动。我们这头单犄角老牛拉的的牛车正好在附近经过，尝试着用绳子把这头牛拴在拖拉机上，它居然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那几顿重的拖拉机拉了出来。

　　自此，这头牛就出了名了，人们就以那辆东方红拖拉机的名字为它命名，称呼它为“东方红”。

　　我走进包里，炉子已经灭了，包里有些凉。我找来木柴，把炉子生上。又把煮茶的锅放到炉子上，按照老聂头教我的方法用刀砍下一些砖茶，放到锅里煮上。然后坐下，自己卷了一支烟，抽了起来。

　　炉子里的火烧起来了，包里有了一丝暖意，身上也感觉暖烘烘的。只觉得身上有东西在爬，“大概是虱子吧，”我想。要想捉虱子，就要脱掉衣服，而脱掉衣服在包里会很冷的。没办法，只好任由虱子在身上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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