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齐宝海

　　星期一早上，我正在车间里干活，忽然，高粱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他径直的走到我身边，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他要回家探亲，明天下午的火车就走。我忽然想起我那枚印章，赶紧对他说：“我有点事，你能帮我吗？”

　　“当然行！”高粱爽快的说。

　　“那下午我到你宿舍去找你，我们到时候再说，好吧？”

　　“好吧！”高粱大声的答应着。

　　吃过午饭，我来到高粱的宿舍。我拿出那枚印章，对高粱说：“这枚印章是水晶的，天津刻不了，需要拿到北京去刻。你能不能帮我？”

　　高粱满口答应着。我拿出一张纸，写上我的名字，又拿出两块钱。我把这些都交到高粱的手里，告诉他，这钱是用来刻图章的，估计应该够了。

　　高粱对我说，他大概需要二十多天回来。我问他这时候回家是不是家里有事？他微笑着不置可否，我也就没再追问下去。当我提出去车站为他送行的建议时，他默许了。

　　第二天的下午，我早早地就来到高粱的宿舍。他已经收拾好行装，只等出发了。除我之外，为他送行的都是北京知青，有他所在的机械车间的几个北京知青，也有其他车间的来为他送行，没有乌兰浩特当地的，也没有其他地方的人，清一色的北京的，大约有十来个人。奇怪的是，与他同宿舍的人一个都没有来，李学良也没来。

　　由于常年穿皮鞋，我的脚上磨起了两个鸡眼，分别在左右两个小脚趾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脚上的鸡眼越来越疼，不得不让我认真对待了。一天，我找到保健站，跟刘大夫说了我的痛苦。她果断的说：“手术吧，干净利索，一次去根。”

　　我想了想，同意了。“需要休息几天啊？”我问。

　　“用不了几天就好了。”说完，她麻利的拿出注射器，拿出消过毒的针头，又取了一支普鲁卡因吸到注射器里。我知道，这手术一定很疼，需要打麻药。

　　果然，她做好这一切之后，拖过一把椅子，对我说：“把你的脚放到椅子上。”

　　我顺从的把脚放到椅子上。她先用棉球擦了擦我的脚趾，然后举起注射器对准我的脚趾扎了下去。真疼啊！可我面前的是一位女大夫，在女人面前，自尊心驱使我强忍住疼痛，没有叫出来。

　　眼见着我的脚趾像杀猪的人吹猪一样鼓了起来。应该是麻药起了作用吧，疼痛感消失了。女医生拿着一把小刀在我的脚趾上划了一下，问我：“还疼吗？”

　　“不疼了。”

　　随着我的话刚刚落，她已经把刀插入我的脚趾中。眼见着鼓得圆圆的的脚趾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一下子瘪了下去，而出来的可不是空气，而是血。她迅速的把刀在我的鸡眼处旋转了一圈，我的鸡眼处的肉被她掏出了一个洞。

　　鲜血留在我的脚上，也流在了椅子面上。她用棉球把我的脚趾处擦了又擦，直到她认为干净了。又在伤口上撒了一些不知是什么药粉，然后用纱布一圈一圈的缠绕在脚趾上。

　　随后，她拿出一瓶药，告诉我是止疼药，疼得厉害了可以吃一片，疼得不厉害尽量不吃。我答应着站起来。嗨！真不疼啊。也许，她的这一刀解了我长期以来的痛苦。

　　我把另一只脚给她看，她说：“等这只脚好了以后再治那只。”想想也是，我便不再说什么了。在我离开保健站之前，她还大声的嘱咐我：“要卧床，好好休息。”

　　晚上到了后半夜，脚疼得厉害了，睡不着了。我强忍着没有吃那药片。终于熬到天亮了，我来到车间里准备找组长请假，至少要把医生开的假条交给他。可是我找遍整个车间，也不见他的踪影。我生气了，独自跑回了宿舍。

　　回到宿舍，意外地见到了二宝和阿晓。我问他们为什么没上班。他们回答我说：“他们小组的设备需要整修，所以他们全组都要休息两天。”我算了算，今天是周五，明天是周六，休息两天以后是周日，还是要休息。这样算来，他们可以连续休息三天。

　　阿晓在一旁说：“要不这几天咱上齐宝海那玩儿去。”我首先表示赞成。

　　阿晓问我：“你的脚行吗？走路行吗？”

　　为了玩，有什么不能克服的。我毫不犹豫的说：“行！没问题。”

　　“那我们就走，现在就走。”阿晓说。

　　二宝说：“那我们也得买点嘛呀，买嘛好呢？”

　　我在一旁说：“咱先走，买嘛咱路上看。”

　　没有反对意见，我们出发了。我们仨先到厂门口的二百看了看，见那里有一种色酒“青梅露酒”。白酒太不好买了，这色酒也凑合了。况且，古有“青梅煮酒论英雄”之说，可见青梅露酒也不是上不得台面的酒。决定下来，我们就买了两瓶这种青梅露酒后上路了。

　　北上的火车在上午。我们来到车站，火车来了以后，我们上了车。在车上，阿晓对我们说：“齐宝海说他们那个车站叫什么工区，咱们都注意听着，叫什么工区的站咱就下。”

　　我们全神贯注的听着火车报站的声音，一路上都很少说话，只是默默的抽烟，静静的听着火车报站的声音。

　　终于听到“XX工区到了”，我们兴奋的走向车厢的尽头。当列车员打开车门时，我们差一点跌下火车——站里没有站台，火车门口的金属台阶距地面还有很高。列车员还一个劲的催：“快点，快点。火车只停一分钟。”

　　仗着年轻，我们全都从车上跳下来了。我们向四外看去，这个车站不但根本没有站台，而且连售票处都没有。亏了这是“白拉线”，我们都没买票。不然真冤死了。

　　车站上没有售票处，我们只好向一同下车的人打听齐宝海他们那个大队。原来距离车站不远。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他们的集体户。

　　齐宝海他们哥俩都在。他哥俩见到我们到来，兴奋异常，马上就张罗做饭。我们拿出那两瓶酒，他们又多了一个任务：做酒菜。

　　在他们忙碌的时候，我打量了一下他们这个集体户：不大的房间里只有一铺炕，外间屋子里也只有一个炉灶。屋子里摆放着好几口木箱，可见这间屋子里住的不仅仅是他们弟兄两个。我们到来时，屋子里除他们弟兄以外还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与我们寒暄了几句就走了，屋子里只剩下齐宝海弟兄和另一个他们的伙伴。

　　宝海兄弟在外间屋里忙活着一顿盛宴，我们便和那哥们聊天。原来他姓于，跟齐宝林是同学，所以跟阿晓并不认识。阿晓是齐宝海的同学，而齐宝海是跟哥哥齐宝林一起下的乡，同在一起的大多是哥哥的同学。

　　走到灶间，见那哥俩正在灶前忙碌着。“做嘛呢？”

　　齐宝海说：“唉，咱这嘛也没有，就只能蒸点鸡蛋羹了。太对不起了。你们大老远的来了，就拿这个招待你们，将就吃吧。我们这条件就这样。哎，你们出来干嘛？到屋里去喝茶。那茶叶还是我从家带来的呢，是好几块钱一斤呢。炕上有烟叶，你们自己卷着抽。那烟没劲，是我们队里种的，应该用露水打了，还得闷过，然后晒干了才有劲呢。我们这还没用露水打过，也没闷。烟壮不壮、有劲没劲就看闷的好不好了。”宝海一边絮絮叨叨的说着，一边要把我们推回屋里。宝林在灶前烧火，这时也停下，站起来，与宝海一起向屋里推我们。

　　我指着灶问他们：“这里是鸡蛋羹？蒸好了吗？”

　　宝海上前掀起锅盖，一锅鲜嫩的鸡蛋羹展现在我的面前，一股鸡蛋羹特有的香气扑面而来。“你这鸡蛋羹是怎么做的啊？不是蒸的？”

　　“奇怪吧？我们这鸡蛋羹不是蒸的，是焖的。这是技术，你们不会吧？”齐宝海得意地笑着说。

　　我随着大家走进屋里。宝林正在炕上利用炕的温度烤烟叶。他们的烟叶是绿色的，像是白菜叶子。齐宝林正努力把它们烤干，好用来招待我们。那烟抽起来有些苦味，几乎一点儿也不呛，但的确是烟的味道，有一股烟叶的香味。

　　跟齐家弟兄一起的那人姓于，是齐宝林的同学。他一边帮齐家兄弟张罗着做饭，收拾他们那凌乱的房间，一边跟我们搭讪着。

　　宝林找来了大大小小好几个茶缸、茶杯，还有碗和饭盒，筷子不够用，用勺子……东拼西凑，总算凑够了我们六个人使用的酒具和餐具。

　　酒席开始了，我们打开那两瓶酒。没有白酒，我们用那句“青梅煮酒论英雄”来调侃我们几个男子汉坐在一起喝色酒的行为。

　　我们的酒菜呢，除了那一盆鸡蛋羹，还有新鲜的大葱蘸大酱，最后是一盆土豆，至于称呼它炒土豆还是熬土豆呢？似乎称呼它煮土豆更为恰当，因为那里面连油都没有一滴，甚至于连酱油也没有，只是放过一把盐，似乎里面还有一点葱。

　　酒席开始了，别看酒菜都是将就的，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大家的兴致，我们六个人推杯换盏，谈笑风生。跟那位小于，也从最初的不相识到后来成了朋友。大家吃着除了有一点咸味以外没有其他滋味的近似土豆泥一样的‘菜’，喝着有甜味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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