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节 闫长福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哈斯木找到了几个要回村的人，他让他们与我结伴一同上路，那些人都是当地人。一大早他们就来找我一起出发了，估计时间是早上不到六点钟。
在夏天的兴安岭上，早上不到4点天就亮了。5、6点钟就吃过早饭了。6点多钟就出太阳了。太阳一出来天气就会很热，马就很容易疲劳，所以我们要趁天气凉爽时赶路。毕竟有200多里山路呢。
估计走到大约9点左右，我也不知走了多少路，天太热了，马儿不愿意走了。大伙儿决定就地打尖。在附近轻而易举的就找到了一个“套包”，也不知是哪个屯子的，我们一边大声喊着“看狗”，一边大摇大摆的就过去了。
很快，套包里有人出来了，那几个当地人用蒙语与他们交谈了起来。我的蒙语水平太差，不知他们在说什么。
到了套包门口，下了马。那几个当地人对我说，应该给马带上马绊子。他们都随身带着马绊子，我没带，我们村有一个叫确吉的人过来把我的马缰绳解下来，拴在马腿上，做成了一个临时马绊子，他告诉我，我们要在这里待很长时间，直到太阳落山，马必须放到山上，让它吃草，不然，下午马就不能赶路了。
进了包里，热情的主人先给我们端来了砖茶，又拿来了烟叶，然后就忙着做饭去了。我们就像在自己包里一样，喝砖茶，抽烟。午饭好了，我们毫不客气的吃饱喝足以后，他们对我们说，你们自己找个地方休息，睡一觉。好在是夏天，哪里都能睡。
我把我的马鞍子放到地上当枕头，舒舒服服的睡了。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有人叫我，我一咕噜爬起来。太阳已经不那么烤的难受了。估计有四点多钟了，大家又喝了一会儿砖茶，就一起上山抓马，备好鞍子，一起继续上路了。
又不知走了多少路，太阳已经渐渐地西沉了，天气一点点的凉爽了，大家的肚子也开始饿了。这时，附近已经有了房子。不过这不是村庄，只是不知是哪个村子的人需要在这里长期住下，就盖了房子，就像我们的接羔站。
如法炮制，先喊“看狗”，在主人出来之后就大摇大摆的进了屋。屋里只有两个人，也不知他们是哪个屯子的。同村的那几个蒙古人问了没有，我不知道，反正我是不知道。不过主人的热情都是一样的，还是那样先端上茶来，又递过烟笸箩。我们大家抽烟喝茶，主人则出去为大家安排饭去了。这次我们的马没有放，都拴在马桩子上了。
吃饱喝足，说声谢谢，也没有问人家姓字名谁，我们就上马继续出发了。
天色渐渐的暗了下来。我估计时间应该已经8、9点钟了。天气也凉爽多了，马儿跑起来不再出汗了，步履也轻盈多了。大家不约而同的加快了步伐。
路过一个小河，大家给马饮了水，然后继续前进。天气晴朗，明月当空，把大地照得如同白昼。不知是谁挑头，走着走着就跑了起来，而且越跑越快。大家几乎是一口气跑到了村子跟前。
这二百多里路，前一段至多走了几十里，后边一百多里路几乎都是在晚上走的。到了村子边上，大家就分手了，各奔东西，各回各家。
我们知青的宿舍在村子的南边，我来到知青点附近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估计已经是半夜了。村子里静的出奇，只是偶然传出几声狗叫。大大的月亮照在大地上，我在月光的照耀下，很快就来到了我们的男生宿舍门前。
骑马跑了这么远的路，我一下马就感觉两腿发软，身子不由自主的就瘫坐在地上。我挣扎着爬起来，揉了揉双腿，卸下马鞍子，把马放了。我抱着马鞍子悄悄的走进我们的“家”。
宿舍里静的很，同学们应该都睡下了。奇怪的是，屋里还点着灯。灯为什么没有吹灭呢？我刚刚推开居室的门，就听到有人说话。
“谁？”有人问。
“我。”我答应了一声。奇怪，这是谁的声音。
“你回来了？”这回是大胖的声音。
“是啊。我刚到。”
这时，又有一个不熟悉的声音传来：“是你吗？”
“是我。你是谁？”
我向发出声音的地方走过去。借着微弱的灯光，我仔细看了看，“大哥，怎么是你？”
原来，这是闫长福的大哥。他怎么来这里了？我赶紧走到他躺着的炕边。
“你不知道？”微弱的灯光下，我看见他坐起来问我。
“我知道什么？”
他伸出手来，拉住我的手，紧紧地，很长时间不肯松开。说话也有些哽咽：“长福没了。”
“什么？长福没了？”
“长福死了。”他又重复了一句。
“什么？”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闫长福怎么会死了……
“我们来了好几天了，”大哥继续拉着我的手说，“他们说你在包上，找不到你。你再不回来，我们明天就走了。”
因为我与闫长福交往时间比较长，他的哥哥姐姐，包括他的母亲我都熟悉。在我们知青点，我是闫长福唯一的朋友。所以，其他人对闫长福的哥哥姐姐都不是十分熟悉。
这时，大家都醒了。七嘴八舌的跟我讲起闫长福的故事。从大家的介绍中，我得知闫长福的确是死了，是生病死的。跟随他大哥一起来的还有他的二姐和三姐，还有个三姐夫。三姐夫？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人？
这时，有人提出大家先睡觉，明天再说。我在大家的身边挤了一个空，就这样睡下了。
我自从今年三月初去接羔站至今，已经是四个多月没见到闫长福了。没想到，这四个多月竟是我们的生离死别。
第二天一早，队里派了马车送我们去火车站，我们要赶到乌兰浩特人民医院，闫长福就死在乌兰浩特的这家医院里了。在马车上，大家七嘴八舌的向我介绍了闫长福生病、死亡的全过程。
闫长福在大家的心目中是一个很不严肃、喜欢恶作剧的人，所以在他生病初期，他对大家说他不舒服，大家都认为他是在恶作剧，没有人相信他。
以后他的症状加重了，又被大家认为是天热中暑。以至于他连说话都感到困难时，大家还误以为他是在恶作剧，“别理他，装着玩。”这就是大家的评论。
也正是这种误解耽误了他的治疗。等把他送到乌兰浩特市里的医院，一切都已经晚了。医生的诊断是：路过性脊髓灰白质炎。一个刚刚18岁（他是52年7月18日的生日）的生命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假如我在，我也许会相信他，可以尽早找队里安排车送他去医院。为此，我感到深深的内疚。
闫长福是家里的小儿子，只有一个哥哥，还有四个姐姐。哥哥和大姐二姐早已结婚，三姐四姐尚未出嫁，哪里来的三姐夫？
与大哥的谈话解开了我心中的迷，原来这是三姐的对象。是一个转业军人。在大哥的引荐下，我们相互握握手，他又把从天津带来的香烟递给我一支。
经过将近一天的长途跋涉，总算到了火车站。火车每天只有一趟，没办法，又得住一晚。转天上午，我们登上火车。又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旅途，乌兰浩特终于到了。
我们此行共有十几个人，其中包括闫长福的哥哥、两个姐姐、那个“姐夫”，以及我的同学们，还有村里的两个医生，不知村里的兽医用什么手段也混进了我们的行列，后来才知道，他此行的目的是去乌兰浩特为他家买只猪羔。
前旗知青办的人安排我们住进了市里最大的“宾馆”——前旗招待所。在那里我们吃了午饭。稍作休息，大家就随同大哥一起来到殡仪馆。
看到闫长福的骨灰盒，我的心里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短短的几个月没见，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变成了这一盒白骨。作为他的朋友，我连他最后的一面都没见到,心里有一种酸酸的、感觉自己有点对不起他的那种感觉。欲哭无泪。
大哥怀里抱着骨灰盒拉着我的手对我说，这是我弟弟。他刻意强调了这个“我”，接着说，他们（指闫长福的姐姐、姐夫）是跟着来玩的，公费旅游。看他们那打扮，像是奔丧来的吗？
的确，那两位姐姐打扮得花枝招展，打着一把只有在江南才有的洋旱伞，在这里、在乌兰浩特绝对是时髦的东西。尤其是那位二姐，人长得是在他家四个姐妹中最漂亮的，虽说她已经是一个三、四岁女孩的妈妈，可风韵依旧不减当年。
目前，她正在闹离婚，一直带着女儿住在娘家，所以跟我也很熟。那时我甚至想过假如她年轻十几岁，我就追她。其实她人很好，至少对我很好。我每次到他家，她总是对我客客气气的。
她是个公交司机，有时我在公交车上遇到她，总是能够享受到免票的待遇，其实票价才几分钱。我想，她对我有好感可能是源于这样一件事：1966年邢台地震波及到天津，那天我正巧在她家，地震发生时，我第一时间抱起了她的小女儿跑到外边。这一点，就连闫长福都没有做到。那时大家住的都是平房，跑出去很容易。
回到招待所，大哥就睡了，怀里抱着骨灰盒，眼里含着泪睡了。
我的同学们又七嘴八舌的跟我讲起闫长福的事情。大胖说：“这里的事情完了，回到村里还有一个人呢。还不知怎么样呢。”
我知道他指的是付琴，就问他:“她知道了吗？”
“还没敢告诉她。”大胖说。
“回去再说吧。”不知是谁这样说。
“那怎么办呢？也只好回去再说了。”柯华也插嘴道。“这个死了，回去那个别再死了。”
我心里有点把握，就说：“不会的，不至于吧？”
连续几天的奔波劳累，我实在是累了，也睡下了。
一觉醒来，天快黑了。知青办的人来了，招呼我们吃晚饭。晚饭后，大哥问我回家的火车几点开。这里只有两趟驶向南方的火车，今天已经没有车了。大哥失望的看着我，嘴里喃喃的说，我得把长福带回家，我得把长福带回家……
第二天一早，我们带着大哥一行人去了火车站，先买了火车票，又把长福遗留下来的行李办理了托运手续，知青办的人也来了。给他们报销了车费等花销，给没给抚恤金我就不知道了。
回到招待所吃了他们的最后一顿饭，就送他们踏上返程的路了。大哥含着泪挥手与我告别，怀里还紧紧的抱着弟弟的骨灰盒……
他们走了，大哥是含着眼泪走的。我们也该回去了。大哥他们的火车是向南去的，我们还要向北返回。下了火车，又坐上马车。一路上，大家都在议论付琴的事，都不知等待大家的将会是个什么局面。真正留念闫长福的却没有几人。
我与大家关心的重点不太一样，我一直怀疑闫长福跟付琴的关系，我坚定地认为那是闫长福的一厢情愿。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整整多半年，我也没有见到闫长福。对此我深感遗憾，虽说他的死与我没有任何责任。
回到村里，许多人都去了女生宿舍，慰问付琴去了。我没有去，我不认为付琴会有什么举动。我在青年点意外地见到了一封家信，大家说这信已经来了好多天了，是队里的马车从公社带回来的，只是没办法送到包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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