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节 过春节

　　春节到了，妈妈还像以前一样做了许多好吃的菜。除夕的餐桌上破天荒的摆上了两瓶白酒，二锅头。酒都是二弟带来的，是他路过北京时买的。

　　天津过春节一户卖给一瓶酒，直沽高粱酒，要写本。二弟说在北京，买北京出的二锅头只看看本，不写，每次只卖一瓶。他们找北京人借来副食本，大家轮流买，直到每人买了两瓶，遭到售货员的拒绝为止。

　　二弟的话引来了全家的笑声。在谈到那瓶色酒（果酒）时，二弟告诉我，那是烟台出的葡萄酒。是他的烟台的“战友”从烟台给他带来的。看来二弟在那里的人缘还不错，我略感欣慰。

　　吃饭时，我注意到二弟很有酒量，喝的也很多。我品尝了他带来的烟台的威士忌和白兰地。虽说是色酒，可酒劲也不小。饭后我嘱咐他喝酒多了伤身体，要少喝。

　　可二弟还是喝多了，除夕夜，外边鞭炮声声震耳欲聋，二弟却睡倒在床上，鼾声如雷。我心中暗暗的为二弟担心，出门在外，这样贪杯，搞不好会耽误事的。好在他那里是军队建制，比起我们那荒无人烟的深山沟来还是强多了。

　　春节后的第二天，我独自一人去亲友家拜年，二弟说什么也不愿跟我同去，姐姐也不愿去。叔叔婶婶、舅舅姨、还有姥姥家，走了一圈，花去我好几天的时间。我还要到同学们的家里去看望同学们的家长，许多同学都来看望我的父母了，礼尚往来，我也必须去。

　　时间如白驹过隙，正月很快过去了。开始有同学考虑返回内蒙了。二弟也与几个要好的同学商量好返回兵团的日子。妈妈的脸上又显出了愁容。我不知该怎样安慰母亲，即使与同学们商量返回的事情也都在暗地里进行。

　　我们给先期回去的宝泉、白洋等人写了一封信，告知他们我们出发的准确日期和下车的车站，希望他们能够去火车站接我们，这次我们打算在西口下车。

　　二弟也订好了出发的日期，找妈妈要返程的火车票钱。妈妈十分不情愿，因为他有工资，车费又能报销。可经不住二弟的软磨硬泡，只好千叮咛万嘱咐，要他报销之后一定要把钱寄回家，然后很不情愿的给了他钱。

　　二弟走的时候，我去了车站。我把他送上车厢，为他安排好座位。火车就要开了，我该下车了，二弟的脸上显出了一种可怜兮兮的表情，似乎眼泪也要掉下来了。

　　我也是万分无奈，我能做的就是拿出五块钱，交到二弟的手上。二弟对我苦笑了一下，把钱收下了。我的心里有了暂时的安慰，拍拍二弟的肩膀一言不发的走下车。

　　妈妈上中班去了，没在家，姐姐为我们做好晚饭。吃过晚饭之后，我骑上爸爸的自行车走出家门。我来到金权的家，与他商量返回内蒙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回去的还有大胖、眼镜赵、纪文以及金权的堂妹金香，金权和金香都住在同一个大院里。我们商定了买车票的日子，我就离开他们的家，走向回家的路。

　　在路上，我不紧不慢的走着。路过商店，走进去看看，时间已经将近十点了。忽然想起，我何不去妈妈的工厂去接她。从我家到厂子有大约四五里路，妈妈天天走，一直走了几十年，今天我也让妈妈坐一次“二等”。白天路上的民警不许骑车带人，到了晚间，民警都下班了，没人管了。

　　厂门口有许多接人的在那里等着，大都是些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在那里等着接对象。我跟他们混在一起，心里有几分自豪，又有几分自卑。

　　我藐视他们，人常说，娶了媳妇忘了娘，你们这媳妇还没娶就已经把娘忘了。又一想，好歹人家有在这里娶媳妇的资格，自己呢？我要是现在想娶媳妇就只能在那冰天雪地的内蒙娶。

　　我把自行车支在路边，一边抽着烟，一边在胡思乱想，眼睛始终瞧着厂子的大门口。只见那些看门的把刚才还关得紧紧的大门打开了，门口又点亮了几盏灯。这种发白光的高压水银灯真是亮，把大门口照得如同白昼。

　　大门口开始有人向外走出来，起初是三三两两，渐渐地人多了起来，变得成群结队。我在人群中仔细地寻找。那些年轻的女工打扮的花枝招展，一走出工厂的大门就各自奔向自己的对象，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一溜烟的走了。

　　那些年纪稍大的人总是走在后边，大约过了十分钟，才见妈妈步履蹒跚的走出来。我想起妈妈早就过了退休的年龄，该让妈妈休息了。

　　我向着妈妈大声呼喊，妈妈抬头看见我，非常吃惊。“你怎么来了？”妈妈的声音里存在着很明显的高兴与兴奋。

　　“今天在家没事，就想起来接您了。”我没有把我刚刚去商定买票的时间的事情告诉妈妈。

　　妈妈生平第一次“坐二等”，不知该怎么上车，加之年纪大了，腿脚不利落，心里还有些害怕。我把车子停到便道牙子上，让妈妈从便道牙子上直接坐到自行车上。几经尝试，妈妈终于坐到了衣架上。我用力蹬起自行车，一溜烟的回了家。

　　买好车票以后，归期便要以天来计算了。我默默地收拾着自己的东西，不敢做出对母亲有丝毫刺激的事情，唯恐引起她的伤心。有了去年的经验，今年也就轻车熟路了。该买的买了，该自己做的做了。母亲知道了我的行期之后，很长时间没有说话。我劝慰妈妈，如果领导再来动员退休就退了吧。母亲默默地点了点头，一言未发。

　　出发的时刻到了，我只要小弟弟骑车为我驮着提包，送我到车站。还有几个暂时不回去的同学也到车站送我们。姐姐还要过些日子回去。

　　火车站上人声鼎沸，都是回家探亲后返回东北的知青们。在车站上等车时，我叮嘱小弟要好好照顾父亲，他的身体不好。小弟说，爸爸的身体的确不好，还要上夜班。有一次爸爸发烧，晚上还要上夜班，弟弟就陪伴他去上班，在那儿陪伴了爸爸一夜。这些事爸爸从没有对我说起。我对弟弟的辛苦表示了感谢。嘱咐他一定要继续照顾好爸爸。

　　这次我们选择的到站是西口站。西口站是离我们沙仁台最近的火车站。火车先到白城，然后我们换乘白阿线奔往西口。

　　一坐上白阿线，就感觉这火车车厢的档次下降了，似乎连司机的开车水平也低了一个档次。也许因为这是慢车的缘故吧，每经过一个小站都要停车。路上还有火车摘挂车厢的事情，每次摘挂车厢，车厢都要撞击一下。

　　坐在我们旁边的一个蒙古族中年男人在每次发生撞击时都要大喊一声“乌特格~~”，后边还要拉一个长音，每一次都是这样。终于有一次，眼镜赵忍不住了，大声的回敬了一句“光说人家的”，虽然他是用汉语说的，但是他学的那种蒙古人的腔调却是惟妙惟肖。

　　那男人在火车再一次发生撞击时再也不敢喊了。令人捧腹的事情出现了，旁边坐的一个年长的蒙古女人在火车碰撞时却喊了起来。她喊的是“诶基告~~”，后边也拖着长音。

　　我们几个除金香之外都笑了。眼镜赵又一次忍不住了，又回敬了一句“光说人家的”。这成为我们枯燥的旅途上一个并不可歌可泣的小插曲。

　　经过将近一天两夜的奔波，第三天凌晨，西口站到了。我们背着大包小包走下车。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白皑皑的山，以及大约二十里的山路，这只能靠我们的两条腿。

　　走完这二十里路，我们来到了特门。特门也是个牧场，村里也有一个食堂，只是这里没有知青。这食堂就像一个小旅社，南来北往的人们经过这里都可以在这里打尖、住宿。食堂里做饭的师傅是一个号称“刘赶趟”的大师傅，大约五十多岁的样子，汉族人，嘴里老是叼着一杆小烟袋。这里的一切都是他说了算。

　　见到我们到来，他热情的招呼我们：“你们是打尖还是住宿？”

　　我们说：“我们是沙仁台的，现在已经中午了，我们还是住下吧！”

　　“中午打算吃点什么？”他继续问我们。

　　“有什么吃什么吧。您看着安排。”说着话，我们已经走进了里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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