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五节 餐车遇险
发现了这个秘密，我再也不下车了。我把腿盘起来，把两只脚压在腿下边，用皮袄紧紧的盖住腿，这样感觉就好多了。以后无论上山、下山，我都拒绝下车。
车老板不干了，上山时非要我下车。我坚决不下，车老板说，上山时，马的负担太重，所以要你们下车。我坚决的说：“我就不下车，你心疼你的马，那就你下车，我来赶车。”车老板无奈，只得允许我坐在车上。
到了特门，刘赶趟依旧是那样的热情，同学们跟他都很熟悉，热情的和他打着招呼。刘赶趟做饭的速度依旧是那样快。我们和车老板在一起喝了点酒。得知我们要在此住一宿，在我们吃饭时，刘赶趟出去为女生们张罗住处去了。
刘赶趟好长时间才回来。他告诉我们，我是去给那间屋子烧炕去了。此时我才知道，原来这里还有另外一间房，供人多时或者女人们住的。刘赶趟说：“那屋里行李都有，女生们晚上可以住那里。”
我们说了一大堆感谢的话，请他喝酒，被他拒绝了，我们也没有过多的让他。吃饱喝足之后，大家就睡了。女生们都被刘赶趟带走了。
第二天凌晨，刘赶趟早早地就把我们叫醒了。车老板到后院的牲口棚里牵来了马匹，套好车。我们把自己的东西装上车，继续上路了。
不到二十里路，马车很快就到西口了。下了车，卸下我们的东西，马车回去了。火车来了，我们上了车。开车以后，我们到餐车吃了早餐。下午，白城到了。
在这里换乘去天津的火车。直达天津的火车已经满员，我们只好又一次绕道沈阳。拥挤的火车上，人挨着人，拥挤不堪。不用说坐了，就连站的地方都没有，有的人就钻到座椅下边。我们大家也被挤得七零八落，互相失去了联络。
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站脚的地方，两边都是人，挤得丝毫也不能动。歪着身子站了不知多久，站得脚累了，我想动一动脚，左脚刚刚抬起来就放不下去了，已经被别人的脚把位置占上了。没办法，我只能用一只脚站着。
又过了不知多长时间，旁边座椅上的一个人提出要跟我换一换，他站会儿，让我坐一会儿。我以为是好事，就答应了。费尽百般周折，我俩换了过来。坐下以后我发现，坐着并不比站着舒服，被旁边站着的人挤得只能歪着身子坐着，一动也不能动。
时间就在这艰苦的忍耐下一分一秒的过去了。该吃饭了，我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乱叫了，我以此为由要那人还坐到这来，我则踩到椅背上，手扶着行李架，慢慢地向外走。走到车厢的一头，我瞅准时机钻出了车厢。
怎么样能够到达餐车呢？路程是这样的‘遥远’，路途是这样的艰辛。火车停了下来，是一个小站，我趁机逃离拥挤的车厢，走下车，向餐车的方向跑去。
挂着白布帘的就是餐车，我向车门口看，车门没开。看看旁边的车门，也没开。怎么办？汽笛长鸣一声，火车就要启动了，回去，来不及了，我陷入了绝境。
眼看着火车慢慢的启动了，万分无奈的我踏上了旁边那个没有开着的车门口的金属台阶，双手牢牢地抓住门旁的两个扶手。
火车开动了，越开越快，只觉得背后吹过呼呼的冷风。我不敢向两边看，两手死死地抓住扶手。后悔啊！自作聪明的举动使我陷入这样的绝境。不知这站有多长，火车什么时候能够停下来。现在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忍耐了。
好在这一站并不长，火车慢慢的停了。大概是有人在车上见到了我的危机场面，通知了乘务员，火车停下以后，乘务员把餐车的门打开了，我终于来到了餐车上。
吃了饭之后，我再也不敢走出车门，沿着拥挤不堪的通道一点点的向回挤。在通过两个车厢之间的门口时，一个女列车员手拿扫帚和簸箕也要进那道门。但是门被车厢内满满的乘客挤得没有一丝缝隙。
我用力的推门，不久，门终于被我推开一道缝，我迅速的侧身挤进门。很快，我的身体也被车厢里的人群挤在门上。那个乘务员没有进来，她一下一下的用力推门，门一下一下的撞击着我的身子，我身后都是人，我无处可躲。我被她这种不礼貌的行为激怒了，大声喊道：“你要干嘛？不要撞我，你进不来，车里人都满了。”
“你出来，我进去。”她也对着我喊。
“为什么要我出去？”
“我是乘务员。”她理直气壮的喊道。
我气愤了：“你以为你是乘务员就有特权了？我问你，这火车是为你开的，还是为我开的？”
她哑口无言。转而低声哀求我：“我得扫地，麻烦你让我进去。”
既然她知道错了，我也就得饶人处且饶人。我把身子向后用力挤了挤，勉强把门打开一道缝，让她挤了进来。车厢里挤得几乎密不透风，别说扫地，她连过去都不容易。当啷一声，簸箕和扫帚被挤掉到了地上，簸箕里原先的一些垃圾也撒到了地上。我幸灾乐祸的说：“我跟你说什么呢，你扫不了地。回去跟你们领导说吧，别扫了。”
她委屈的使劲弯腰捡起地上她的工具，悻悻的又挤回了门外。我不能停在这里，我的东西都在前边车厢里，我必须回到我原来的车厢。我继续用力的向前挤，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挤回到我原来的车厢里。
经过十多个小时，我们来到了沈阳。这一路挤得我们浑身都是汗，下车以后最想喝口水。我们大家集合到一起，走出车站。
车站前有一个饭馆，我们走了进去。在这严冬季节，这里居然还有啤酒卖，我们当然不会放过这解渴的机会，我们大家买了二十碗啤酒。
啤酒端来了，摆了满满一桌子。大家急不可耐的端起就喝，哇！凉的咂牙。没办法，只好小口小口慢慢的抿。无论如何算是解渴了。
吃饭可让我们为难了。大家问服务员有什么饭，答曰：“只有水饺。”
“什么馅？”
“大粉。”
“什么是大粉馅？”
“就是粉条。”服务员有些不耐烦。
“那面呢，什么面的？”
“黑面。”
“黑面？没有白面？”
“白面？整个沈阳市哪有白面？”女服务员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似乎我们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
走，到别家去看看。走到下一家饭馆，面条，黑面的。再下一家，包子，黑面大粉馅的。无奈，真的是无奈啊！算了，黑面就黑面吧，大粉就大粉吧，将就吧。
总算平安的到达天津。各自乘上去向不同的公共汽车，各自回到自己的家。
家啊家，天津啊天津，我又回来了！只是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不再回去了，可以像这里的许多人一样，在这里工作，在这里生活。
爸爸妈妈的高兴劲依旧如同以前；街坊邻居们表达的热情也还像往年；邻居家的女孩已经长大，不会再因为我的皮袄的味道而大呼‘羊肉铺子味’了；弟弟妹妹又长高了，与胡同里同龄的孩子们打成了一片。那些孩子们都放寒假了，也相约着来家里看我。不苟言笑的姐姐早已回家，默默地替妈妈担当起了做饭的任务；二弟还没回来，军队的管理方式，纪律是非常重要的。
妈妈照例为我准备好了一身干净的内衣裤，命令我先去洗澡。
妈妈经不住车间领导的软磨硬泡，已经办理了退休手续，用小妹妹的话说：“我们家现在没有一个有正式工作的了。”爸爸还在教育局那个仓库里看门，那叫做‘补差’，风里来雨里去，每月有二十九块七毛钱的收入。爸爸托教育局的人给妈妈也找了一个补差的工作：给学校新做的课桌椅刷油漆。每月也只有二十二块多钱的收入。
妈妈对这工作还算满意，感觉活不算累，只是油漆味太大，戴了口罩就好多了。
我们的同学们都回来了，大家三天两头的聚在一起，聊天、逛马路，要不就是互相串门。我与郑洪的协议依然有效，只不过这次把地点换在了和平餐厅，还是五块钱的标准。舒舒服服的吃饱喝足，出来逛一逛劝业场、和平路。心满意足的回家。
闲来无事，我装了一台矿石收音机。
我家在二楼，无法上到楼顶上去装天线，我就设计了一个室内天线。我找了一点儿胶合板，做了一个小盒子，作为矿石收音机的外壳，我还给它刷上了白油漆。收听效果还不错，只是只能收听一个台的节目，那也很好了，我非常满意。
我家有一台收音机，是五个灯的，放在了父母睡觉的屋子里，我睡觉的这一间屋里有了这个矿石收音机，闲暇时也可以听听广播了。唯一的缺点是必须用耳机听，且只可以一个人听。即使这样，爸爸妈妈还是很满意。
喜欢打扑克的眼镜赵，仍然没忘记到我家来打扑克。今年眼镜赵从家里领来两个据说扑克打得很好的他的邻居，跟眼镜赵配成一拨，我们同学之中选派了三个‘高手’出战。
扑克大战进行了整整一天，最后以我方的惨败告终。对方像是职业牌手，他们的实力实在是叫人佩服。
由于现在弟弟妹妹们都是就近入学，所以他们有许多同学就是我们的邻居。这些同学加邻居的小朋友们像是要踏破我家的门坎，那是因为我家里挂的那个小黑板，他们得知我回来了，放了寒假的孩子们都想听我给他们讲讲课。
邻居陶阿姨没有文化，但为人非常爽快，现在在居委会里工作。说话经常自相矛盾。胡同里有一位妇女，人称‘老舅母’，一次，陶阿姨说了这样一句话“老舅母的爷们……”，引起小弟弟的暗笑，陶阿姨不明白他为什么笑，小弟说：“老舅母的爷们不就是老舅吗？”陶阿姨这才醒悟过来，不好意思的笑了。
她有五个女儿。大女儿只小我四岁，下边依次是二女儿和三女儿，四女儿与三女儿的年龄差距比较大，最小的小五只有一岁，话还说不清楚。他总想生个儿子，但终于没有成功。在生下第五个女儿之后，无奈的承认了失败，也宣布不再生育了。
她没有工作过，他的丈夫在钢厂工作，收入比较高，据说她的婆家当年在南方是开首饰店的，家里有一些积蓄。她丈夫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他们夫妇与她的公婆住在一起。
她家的三个上学的孩子都放假了，她利用在街道工作的方便条件找了一个扎鞋帮子的活，她和她的女儿们一起干。每扎一双可得收入三分钱。为了多一些收入，她又买了一台缝纫机，两台缝纫机四个人轮流干。
我从内蒙回来以后，妈妈希望我也能干这个活，一来给在家里无所事事的我找点事干，二来也可以给家里增加点收入。妈妈跟陶阿姨说了以后不久，就把活拿来了。从那天起，我再也没有时间逛商场、遛马路了，我把我的闲暇时间都奉献在了缝纫机旁，不但给家里挣了钱，我还学会了使用缝纫机。
几天后，二弟也回来了，他可不愿意干这活，他认为这不是男人干的活。姐姐在家只是做饭，其他就是到处逛逛，她不愿意坐在缝纫机旁。她似乎没有什么朋友，几乎没有见到有朋友来拜访过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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