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返回沙仁台
“你爷爷、奶奶的名字呢？你也不知道？”
“对！不知道。”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因为我没见过他们，在我出生之前他们就都死了。”
“那你的姥姥姥爷呢？也不知道？”
“是的，我不知道，我没见过他们所以不知道。”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打死人要偿命，气死人不用偿命。我看你拿我怎么办。
“你为什么不好好回答我的问题？”
“我要你对你刚才的不礼貌行为向我们所有的人道歉！”我义正言辞的说。
“那现在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家里有没有被镇压、被专政、或者正在接受改造的？你家里有没有海外关系？”
我的忍耐已经达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你怎么光问我这些呢？你怎么不问问我家有没有在党中央国务院工作的、有没有高干呢？告诉你，我家里人的身份都是保密的，你不配知道，因为你级别不够。”
看来我真的激怒了他，但也吓住了他，他不敢再问下去，只得草草收场。既然他不肯道歉，我也就跟你无话可说了。但是结果也出来了：我的政审不合格。厂里拒绝接纳我。
这些都吓不住我，你不要我，我可以回到村里去。况且在这个厂里呆了这么长时间，发现食堂的伙食太差了，整天是苞米大茬子饭和白菜汤。
早就听说我们国家要恢复高考制度了，在乌兰浩特这种小地方，小道消息传播非常快，似乎每个人都十分神通广大，都掌握着消息的确切来源，只是迟迟不见政府下达的红头文件。
我找到科右前旗知青办，一方面求证高考的消息的准确性；另一方面，咨询一下我被柴油机厂拒绝后我该怎么办？高考的消息得到了证实，我现在要做的是返回村里准备参加高考。
几天以后，我乘火车返回了沙仁台。同村的同学们知道我要回村，在为我遗憾的同时还委托我为大家把去年的分红钱结了——大家口袋里都没有钱了。
经过艰苦跋涉回到了村里。知青点里男生几乎都走光了，只剩下女生了。走进我们的集体户，男生宿舍里居然还有人。原来是严响和纪文。他俩是最后回村的，没赶上柴油机厂的这次选调。因为人少了，他俩也没心思干活，整天呆在屋里。我回来以后，空荡荡的屋子就只有我们三个人。
村里还没有听说高考的消息，我必须等待。
马连山要炒炒米，需要大锅，来我们集体户里借锅，我们同意了。他抱来一大捆柴禾，提来一口袋生炒米。一个人忙了半天，炒完了，也天黑了。收拾了东西就走了。临走前他说，炒完的炒米还要簸过以后才能吃，他回家还要簸一遍。我们都没理会这些，随他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我听到有人叫门。我下了地，把门打开就又回到炕上去了。进来的是马连山，他给我们送来一小袋炒米，说是让我们尝尝，我睡意正浓，也没有跟他多说什么，在他刚刚走出门，我就关上门马上回到被窝里了。
天亮以后他俩发现了那袋炒米，我告诉他们是马连山送来的。清理了一下我们的粮食，发现粮食不多了，估计只有不到一斤小米。赶紧去仓库领粮食，管理员告诉我们，队里已经派车去拉粮食了，现在仓库里什么粮食都没有。
那点炒米可以应应急，但也不够我们三个吃一天的呀。管理员老陈说，拉粮食的马车下晚就可以回来，叫我们想想办法，坚持到下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也不好太难为他，也只好如此了。
在我们集体户那间大房子的最东头一间，原先是存放粮食的仓库。现在那屋子空着，只有当初散落在地上的星星点点的米粒。不知什么时候那间屋子的一扇窗子的一块玻璃被打碎了，有几只邻居不知是谁家的鸡钻了进去，正在吃地上的米粒。我们三个立时来了精神，纪文让我堵住那个小窗户，他和严响走进屋里在去抓鸡。
我用手堵着那个没有玻璃的小窗口，他俩在屋里抓。他俩人只有四只手，当抓住三只鸡时，他两人只剩一只手是空闲着的，就只能用那一只手来抓了。几只鸡拼命的跳到窗台上，准备从我这里跑掉。我的两只手堵不住那个窗口，那几只鸡扑腾腾的就从我的手边逃出了窗外。
三个人收获了三只鸡，我很高兴。纪文却不满足，一个劲的埋怨我不该放跑那几只鸡。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午饭有着落了。
我们杀鸡可是有经验的：先把炉子点上，把鸡杀死后，不必拔掉鸡毛，直接把鸡放到炉子里烧，烧得鸡皮吱吱的冒油，然后趁热把鸡皮扒掉，包括鸡的内脏，凡是我们不需要的，统统放到炉子里烧掉。然后放上锅，加好水。没有调料，清水炖鸡，最后放上一点儿盐。三只鸡炖了满满一锅。
看看离吃午饭的时间还早，我们把炖好的鸡连锅一起放到了我们储存木柴的大柜子里，大功告成，没留下一丝痕迹。
恰在此时，我们的书记黄德旦进来了，躺到炕上不走了。我们问他有什么事？他也不说。我们借机向他诉说没有粮食的问题。黄德旦告诉我们的话与仓库管理员的话一样。
我趁机向他提出分红和我返回村里的事。说到这些事情时，他告诉我说：“你的粮户关系都已经送到柴油机厂了，你还是赶紧回去。你在这里没有户口，队里不能为你安排工作。分红的事情，你去找包玉龙。”
我一下子懵了，这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我气愤的问他：“你们就这么盼着我们离开吗？怎么这么快就把粮户关系迁走了？我不信。”
黄德旦说：“你不信也没有用，反正现在你在队里干活也没有工分。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该怎么办了。纪文和严响也不能给我提出一点好的建议。我怎么办呢？纪文说：“我看你这事只能找知青办解决了。”
我一点主意也没有了，想想似乎只能这样办了。
天已经中午了，看黄德旦还没有离开的意思。我拿出那多半碗小米，对黄德旦说：“我们就剩这么多粮食了，要不，您中午就在我们这吃？咱们这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黄德旦再也躺不住了，爬起来走了。我们仨哈哈大笑着从面柜里端出铝锅，开始会餐。三只鸡，每人还有多半碗小米饭，已经不是够不够的问题了，而是吃得了吃不了的问题了。一碗小米可以做出三碗饭，这是我几年来在包里做饭得出的经验。
没想出好办法，第二天，我找到包玉龙，要他把大家的分红钱结了。由于我们许多人在去年年底回家前已经把分红钱领走，因此在许多人的账上并没有钱了，这里也包括我在内。
我跟他总共只结了700多块钱。我写了一个详细的名单，记下每个人的钱数。还有人是欠款的，帐面上的金额是负数，包玉龙想从其他人的钱款中扣除，我坚决不同意。包玉龙无奈，只得作罢。
我收起这700多块钱，但我并不着急走。黄德旦催促我赶紧回乌兰浩特，我趁机要挟他，找他要钱和粮票，他满足不了我的全部要求，最后只给了我一些内蒙粮票，并许诺给我一些粮食，我这才同意返回乌兰浩特，但队里必须派车送我走。
黄德旦不会为我一个人派辆马车去火车站，他要我等一等。随后的几天里，我领了点粮票，又领了几十斤小米，这次我没要白面，领了十斤公社粮站生产的挂面。
我还从仓库领了几张羊羔皮，我想用它给爸爸做一件小皮袄。临走时，我还从黄德旦的办公室里拿走了一条单人的羊毛毡，黄德旦看见了，但他什么也没说，他默许了。
要离开草原了，心里还有些留恋，总想买点东西留作纪念，最好的东西就是蒙古人穿的马靴了。去供销社看看，没有纯正的马靴，只有那种他们称之为坦克靴的鞋。
这两种鞋都是高筒的皮靴子，区别是马靴的靴筒是软皮的而坦克靴的皮筒是硬皮的。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在马靴的下边鞋后跟部位有一个坚硬的皮疙瘩，有人称它为刺马针，其实不是针，只是一个圆圆的皮疙瘩，骑马时用这个部位磕击马的腹部。在有马鞍子时就用它磕击马鞍韂。另外，马靴的底子都是皮的，而坦克靴的底子是橡胶的。
供销社里没有马靴，我对道恼说我想买一双马靴，道恼告诉我，现在村里几乎没有人穿马靴了，只是金桩子有一双旧的。我得此消息，毫不犹豫找到金桩子，提出我要买他的马靴。
谁说蒙古人不懂得狡猾，这金桩子就狡猾得很。他听说我要买他的马靴，先是说不卖，在我的百般要求下，他勉强的同意了，但是要40块钱。我好说歹说，他就是不肯让价。要知道，供销社里的坦克靴才卖17块钱一双，他这一双旧靴子就要40块，的确是太贵了。
他把马靴拿来给我看，靴子的确很好，虽说是旧的，但一点毛病也没有。我穿上试了试，有点小。我便以此为理由讨价还价。最终以32块钱成交，算是了却了我一个心愿。
剪羊毛已经结束了，队里急需把羊毛款交到公社银行里，按照以往的做法是交给马车老板或是拖拉机司机，但每一次都会被他们以各种名义用去上百块钱甚至更多。这一次，黄德旦想利用我们的女知青的单纯、胆小，把钱送到公社银行，料这些小姑娘也不敢动这笔钱。
恰巧公社有一个会议要一个知青参加，黄德旦选中了杨淑去公社开会并去银行。临行前，黄德旦告诉她到银行后手续该怎么办。队里的拖拉机送他们去公社。黄德旦劝我跟拖拉机一起走，并保证让拖拉机把我送到大石寨。我答应了，随杨淑一起上了拖拉机。
路上，我跟杨淑商量取一些钱，杨淑不敢，我也不敢太勉强她，见她实在不愿意也就算了。拖拉机把我送到大石寨。在车上，我掏出那700多块钱，数了数，又拿出那些人的名单，仔细的核对了一遍，确定无误后，又把钱装进了裤兜里。
回到乌兰浩特，我先赶到柴油机厂，把那700块钱按照名单发放下去。我把我刚刚买来的那双马靴、还有在沙仁台领的粮食、羊皮等等，统统装在了一个箱子里，到火车站托运回天津了。那双马靴我穿着小，我想把它送给弟弟穿。
第二天，我便找到知青办，在那里，我对他们谈了我的遭遇，一个女办事员告诉我，她们一定会跟柴油机厂交涉这件事，让我先回去等待几天。
回去？回哪儿？我没处去，晚上我只好还到柴油机厂的宿舍里去睡觉。好在我在这厂子呆过几天，厂里门卫对我的情况不了解，没有查问就放我进厂了。
白天我又去知青办，到了吃饭时间，就回到柴油机厂食堂去吃饭。厂食堂里卖饭票的是一个天津知青，在我们之前进厂的，名叫刘秀华，一看就知道她的年纪比我大。
她见到我之后非常热情，我对此十分奇怪，素不相识，为什么对我这么热情呢？她没等我问，就主动告诉我，说我长得像她弟弟。
既然是这样，那一切事情就都好办了。我一帆风顺的换好了饭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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